本人陶君行因2011年3月6日參與反對財政預算案集會，被政府控以「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兩項罪名。

「未經批准集結」一罪是港英殖民政府為打壓示威者而訂立的惡法，本已經在1995年經立法局廢除。但由中共政府欽點的臨時立法會卻還原惡法。十多年後的今日，特區政府仍舊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並與財團商賈千絲萬縷，市民只有走上街頭抗爭一途。當權者亦在今年，利用這條惡法不斷控告包括本人在內的示威者。公民抗命的理念，令人想起印度的聖雄甘地，甘地面對惡法指控，總是認罪。陶君行未敢與甘地比肩，然而本人明白到——假如這條違反《人權法》、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惡法認為我有罪，這其實是本人的光榮。

法官大人閣下，懇請容許本人借用法庭少許時間，說明本人為何參與是次集會，以及本人認罪的理據。

2011年3月6日下午2時，本人由修頓球場出發，參與社會民主連線發起之遊行，要求財政司司長修訂2011/12年度之預算案。及至當天黃昏，本人跟隨遊行大隊，抵達中環，然而政府對此數萬人參與之遊行，完全不予理會。本人與數百位參與是次行動之巿民，決定續於中區集會，要求政府與我等對話，回應巿民訴求。其後，經過討論，我等決定移步往德輔道中馬路，繼續集會。過程中，本人亦曾建議參與者和平散去，惟大家認為，須繼續抗爭，爭取政府與我等對話。由始至終，數百名示威巿民均是和平示威，對現場警員絕無失當或暴力的行為。同時，我等雖然堵塞德輔道中，但因當時為週日晚上，故此並沒有對社會秩序帶來任何影響。

本人認為，當天之和平示威實為行使我等集會示威之權利，《基本法》第27條說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保障我等香港巿民享有是項權利。

本人承認，本人觸犯法庭檢控本人之兩項罪名。然而，本人必須指出，《公安條例》為惡名昭著之政治檢控工具，侵犯政治異見者之基本人權，必須盡快廢除。

查《公安條例》源於六七事件之後，當時殖民政府制訂《公安條例》，以期監控巿民集會。1995年，《公安條例》部份條文被裁定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牴觸而予以廢除。惟回歸後，在清一色建制派的臨時立法會的護航下，《公安條例》又被還原。

巿民集會及遊行權利，體現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2002年2月，梁國雄及兩位前學聯成員到金鐘警察總部示威，數月後被警方拘捕，並以「非法集結」罪名起訴。最終罪名成立且上訴不果。可是，過程中裁判官質疑，控罪本身帶政治性質；終審法院甚至清楚地重申，香港市民有集會和遊行的自由，現行《公安條例》部分條文違憲，警方預先反對或限制遊行集會的酌情權應該收窄。

由此可見，本人雖觸犯該兩項法例，然而《公安條例》實有違憲之嫌，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必須盡快檢討，及主動向立法會提出修訂建議。

除了《公安條例》以外，本人希望能詳細述及2011年3月6日的反財政預算集會的背景與訴求。2011年2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布了令全港巿民震怒的預算案初稿，當中提議為每位巿民的強積金戶口注資六千元，名副其實向金融界利益輸送。2011年3月2日，曾俊華見民情洶湧，改為派發現金六千。一時間，政府好像回應了巿民的情緒。然而，財政預算案其實涉及三千多億的公帑運用，本人認為，即使派錢能解巿民燃眉之急，但預算案中的理財哲學仍存在極大問題，實反映了政府的施政失誤，故此，本人於2011年3月6 日的反財政預算案集會中，提出了「派錢更要改革」的訴求。

本人認為，當今香港貧富懸殊，地產霸權肆虐，租金高企，通貨膨脹嚴重，政府有責任馬上處理，紓緩結構性貧窮的問題。因此，本人提出四項訴求︰第一，大量增建公屋，縮短基層巿民捱貴租的輪候時間；第二，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廢除強積金，長線解決長者貧窮問題；第三，回購公用事業，令民生事業不致淪為大企業之斂財工具；第四，根本改革稅制，開徵累進利得稅，要求富人及大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本人認為，此四項訴求，乃實踐財富再分配之重要理念，亦為香港基層巿民日夕所期盼；是故2011年3月6日之集會，我等示威者既有民意所本，復有公義所據。諷刺的是，一年過後，特區政府並無寸進，預算案仍舊不公不義，這四項訴求仍是適切至極。

過去，凡公民抗命，被告往往都以「否認控罪」於法庭作出抗辯，但今次本人選擇以「承認控罪」作出回應。此舉並不是認同《公安條例》「非法集結」惡法存在之合理性，而是面對惡法，坦然接受，無畏無懼，承擔罪責。可以說，本人認罪，是為了突顯建制打壓反對聲音與異見者的荒謬，反映當權者肆意剝奪巿民集會及遊行的權利。

坦白而言，如果我對現政府充滿信心，我會靜候當權者改弦更張，修訂法例，還巿民集會遊行的權利；如果我對香港司法制度有一絲期望，我會考慮於法庭上否認控罪，抗辯到底。可是，今日本人的選擇，已經是對政府及司法制度投下的不信任票。

本人相信，在艱困中成長的人，有最美好的理想。過去，本人曾於1992年昔日的新華社、今日的中聯辦門外示威，被法庭以「非法集會」定罪，判罰16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本人曾於2002年因「協助及組織非法集結」，被罰款500元；本人更曾於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訪港否決2012雙普選時，火燒輪胎，被法庭以「襲警」定罪，判罰1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對於以上的檢控及定罪，本人從來無所畏懼，願意勇敢面對，因為改變不會自動到來，而是要透過持續不斷的抗爭來達致。具體來說，「面對惡法，挑戰惡法，承擔罪責，突顯不義」。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言︰「Change does not roll in on the wheels of inevitability, but comes through continuous struggle. And so we must straighten our backs and work for our freedom. A man can’t ride you unless your back is bent.」

正因為本人認為《公安條例》是惡法，因此本人選擇認罪，以身抗議公安惡法。本人希望社會能夠認識到《公安條例》對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的傷害，最終把公安惡法廢除！

1953年7月26日，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羅組織了百多人的武裝隊伍攻打蒙卡達兵營（Moncada Barracks）慘敗。被捕後，他在法庭發表了長達四小時之辯護詞，堅信暴政永遠無法窒礙真理的聲音。今天，本人謹以卡斯特羅這篇辯護詞的名言作結︰「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此致

東區法院暫委裁判官梁榮宗先生

全港巿民

被告

陶君行　謹啟

201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