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浩銘：政治清算　放馬過來！

【撰文｜黃浩銘 社民連副主席】

特首選舉之後，特區政府隨即起訴雨傘運動抗爭者，包括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前學聯常委鍾耀華、張秀賢、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以及我共9人。據悉，尚有39位核心抗爭者將會被控。由2014年至今，已逾兩年，律政司亦表示已於2016年年尾給予警方詳細法律意見，惟當局仍要在三個多月後，待選舉結束才正式起訴，而且又分批起訴，難免會令人懷疑當局想避免在選舉期間提出起訴，以及一次過檢控太多人引起更大迴響，當中的政治考慮其實彰彰明甚。

兩年多前的雨傘運動波瀾壯闊，數十萬計市民不惜公民抗命，堵塞主要幹道，抵抗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冒著催淚彈和警棍，走上街頭爭取普選，雖然未竟全功，但作為大型公民抗命的模範，已為香港民主運動立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事隔兩年，零星抗爭者被帶上法庭受審，今次以普通法「公眾妨擾罪」起訴9人，與2015年年初以「參與／組織／協助組織未經批准集結」預約拘捕的罪名完全不同，明顯律政司亦有精心計算。

所告之罪有何分別？

 

一般而言，「未經批准集結」可理解為無牌遊行、集會，根據《公安條例》，最高可判處5年監禁，但案例而言，過往都是判處輕微刑罰。2002年，警方首次在97後以此罪名檢控梁國雄、馮家強、盧偉明、劉山青和陶君行，最後梁國雄、馮家強和盧偉明被定罪，判處自簽500元擔保守行為三個月；2011年3月6日，我因反對《財政預算案》，與113人公民抗命，堵塞德輔道中要求與政府對話，最後葉寶琳、葉浩意、陶君行及我四人一同被控此罪，最終我被判處罰款1000元。

 

然而，普通法下的「公眾妨擾罪」並無最高刑罰，若案件安排在區域法院審訊，則以最高7年監禁為限。而且，此罪無須證明犯罪意圖，只須證明被告的行為會阻礙公眾行使合法權益、影響公眾共同使用的權利即可入罪；過往，英藉和平抗爭者Matt Pearce曾於2005年攀上中環大廈的外牆，以及2008年在北京奧運開幕日爬上青馬大橋龍門架上示威，分別判處21日及6個月監禁。由於「公眾妨擾罪」入罪容易，範圍寬闊，刑罰更重，律政司研究多時，利用此罪清算雨傘運動抗爭者，實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公民抗命何以不認罪？

 

是次審訊，我等未必會就此放棄抗辯，當庭認罪，如此，我們有違背公民抗命的原則嗎？公民抗命，是公民為求公義公益，刻意違抗政府命令或法例，並接受刑罰。如果被控之罪，涵蓋範圍寬闊，容易入罪，且刑罰甚重，我等有必要在法庭上釐清法律的定義細節，以免其後牽連甚廣，誘發政權利用此條濫捕濫告，打壓異己，同時，我等亦有責任在庭上申述公民抗命之權利。

 

正如最近，同樣在台灣被檢控的太陽花學運領袖，因抗議《服貿協議》佔領立法院，在庭上以「公民不服從」（即德國的抵抗權）為抗辯理由，法院一審裁決所有被告無罪釋放。法官所認定「公民不服從」有七個要點（見下表），只要符合七個要點，即可作為辯護理由。在實行普通法的香港，雖然不是與台灣一樣行大陸法，但如上述般維護公民權利的申述，依然有相當重要性，讓法庭及公眾參考。

 

小監獄與大監獄

 

其實，除了本港雨傘運動抗爭者被檢控外，在中國大陸亦有抗爭者如蘇昌蘭、陳啟棠等因聲援香港雨傘運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近分別被判處3年及4年半監禁。大陸聲援者可比我等「肇事之徒」先行坐牢，而且刑罰更重，更不符公義，唇齒相依，港人又豈可置他們於不顧？

 

梁振英政府日落西山，仍然要大肆檢控，乃是要將反對派一網打盡，以法律來整治異見者，呼應習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國」。無論用法律來覆核議員資格，抑或用惡法打壓言論和集會權利，甚至使政治領袖們入獄，逼其不能再次參選，均是要將港人爭取民主的聲音消弭，壓縮民主運動發展，使香港享有虛偽的和諧穩定，讓中共和資本家可以大肆圖利謀財。我等將入小監獄，大家卻也在大監獄，我等豈可噤聲不反抗？

 

台灣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案法官認定「公民不服從」有七個要點：

1. 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的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
2. 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的目的
3. 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的關聯性
4. 須有適當性原則，即抗議手段須有助於訴求目的的達成
5. 須有必要性原則，也就是沒有其他合法、有效的替代手段可以使用
6. 要符合狹義比例原則，也就是抗議行動所造成的危害，須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的利益，且侷限於最小可能的限度。
7. 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

 

 

伸延閱讀：

 

《公安條例》內有關規管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條文資料摘述　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se/papers/ls21c.pdf

終院裁定公安法部分條文違憲　www.inmediahk.net/node/51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