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發生於2014年6月13日，經歷10多天的審訊後，裁判官溫紹明最後判我120小時社會服務令。然而，律政司不服刑期直接向上訴法庭提出刑期覆核，乃政治案件首次引用此例。此結案陳辭，必須感謝陳玉峰及黃啟暘兩位好朋友，他們協助我研究案件，尋找案例，反覆跟我鑽磨法律，讓我可以在上訴庭以法理說服法庭。誠然，我不會誤以為自己可以像個律師一樣成功說服法庭接受我的說法，但作為行動者，我必須清楚地說明為何自己不應再被判刑，向公眾說述東北案的情由。

我不求憐憫，但求公義；我不怕無情監禁，我怕鴉雀無聲。我說過，對於此案，我毫無悔意，絕不求繞，我在溫紹明面前所說都是真摯的。律政司說我無真誠侮意，因此應當坐牢，我說我真誠無侮意，不是為求坐牢，而是忠於自己，忠於戰友，如牢獄是我必然之所，我坦然面對，我所信相的主耶穌與我同在。

新界東北的村民仍需我們關心，以及橫洲的村民亦是，為求諸位萬勿灰心，我們要堅持下去，這是意志的比拚，這是無煙硝的精神戰爭，我們用耐心、勇氣和智慧繼續抗爭，我深信，公義必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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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採納郭憬憲大律師及譚俊傑大律師的陳詞大綱、就潘法官的案例所作的回應以及剛才的陳詞，並作以下補充。

2. 首先，今日我們要處理的不是定罪問題，因為裁判官已定我們的罪，我亦已履行我的刑期，就是120小時社會服務令。今日，我們在這裡是因為律政司不服溫紹明裁判官所定下的刑期，認為我們應該坐監。據我了解，這是首次律政司動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要求上訴庭覆核我們這類型的案件，因為從前他們的做法都是用《裁判官條例》要求裁判官覆核案件。

3. 無論如何，今天我很樂意在法庭內向諸位法官解說，說明為何我認為應當維持原判。控方給了我們幾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4. 誠然，我相信諸位法官已經閱讀我早前給予各位的陳詞大綱及案例，我不打算逐個爭辯，但我希望法庭容許我就剛才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然而，首先我必須建立一個基礎，就是上訴庭不會干預原審法官的事實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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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剛才，郭憬憲大律師及譚俊傑大律師已清楚列出具說服力的案例Attorney General v Lau Chiu-tak and Another [1984] HKLR 23，釐清了法庭就刑罰覆核的法律原則。然而，我想補充的是，上訴庭在Attorney General v Fong Ming-Yuen [1989] 2 HKLR 177案中，再次確認Lau Chiu-tak原則，並指出由於法庭有傾向保障人身自由的假設（presumption in favorem libertatis），因此申請人說服法庭加刑，是要比說服法庭減刑困難得多：

6. 正如郭憬憲大律師所言，在刑期覆核申請的案件中，申請人無權要求上訴法庭干預原審法官就事實爭議的裁決，法庭亦只會以原審法官裁定的事實為申請的基礎，見Attorney General v Li Ah-sang [1995] 2 HKCLR 239第242 頁，高等法院上訴庭法官廖子明裁定：

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黎守律於同案第243-244頁 亦指:

7. 而即使上訴法庭對該裁決是否正確有所懷疑，也會尊重原審法官就事實爭議的裁決，原因是原審法官有耳聞目睹各名證人的優勢，見律政司司長訴區志恆及其他人 [2006] 2 HKLRD 310，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胡國興論及刑期覆核申請中處理原審法官事實裁定的方法時指：

8. 時任上訴庭副庭長司徒敬法官（現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Wai [2012] 3 HKC 361 案中第 [16], [19]及 [23]段指：

9. 總括而言，相比起證明刑期明顯過重，申請人證明刑期明顯不足所要求達到的舉證門檻更高。且上訴法庭不會干預原審法官就事實爭議的裁決，原因是原審法官有耳聞目睹各名證人以及對案件感覺的優勢，裁判官了解我們的動機、訴求、目的，綜合十多天的審訊過程，加上他的閱歷，才得出這個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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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首先我們要處理的是第一個問題，究竟裁判官是否因為低估本案罪行的嚴重性，而未判處具阻嚇性刑罰呢？我們不妨都看看申請人所舉出的案例。

11. 申請人在其陳詞大綱第11段指，法庭向來視對社會造成大規模而嚴重滋擾的罪行為嚴重罪行，並在第12段引用1970年英國案例R v Caird (1970) 54 Cr. App. R. 499案支持（見申請人案例索引第1項目），亦在第13段形容本案所造成的騷亂是大規模的。

12. 事實上，Sachs法官在判詞第505頁第2段指：

13. 因此法庭著眼點，是在於被告人的行為，在當時對社會安寧造成多大的滋擾。事實上，觀乎此一案例，我們必須全面了解當時的情況，希望法庭可以參考此案第502頁，法官閣下將會見到有示威者當時用磚塊石頭打破飯廳窗戶、用紅漆扔警察、拆毀街燈導致街外昏暗、推翻桌子、撕爛窗簾、用椅子拒向客人。很明顯，這是以襲擊他人以及破壞財物為目的激烈行動，不但影響當時的處所，更會影響當區的市民，甚至我亦不能接受的是，刻意傷害無辜，將不涉事的人拉進來，偏離原本的政治目的。

14. 而回看本案，裁判官已作出事實裁斷。首先，示威活動一直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大堂外的指定公眾活動區及附近範圍進行，示威活動並沒有擴及其他公眾處所，亦沒有示威者成功進入立法會大樓。

15. 裁判官在其2015年12月30日作出的裁決中指出在場人士的身份：「現場分別有立法會的職員及保安人員在工作，此外，尚有記者在場」（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43頁Q行）。裁判官亦指：「被告們的行為已令在場的立法會職員驚慌，甚至擔心自身的安全」（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44頁E行）。

16. 在裁判官就事實的裁斷當中，並沒有裁定當時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大堂外的指定公眾活動區及附近範圍，有其他的公眾人士、行人或者市民。即使裁判官裁定被告的行為令立法會職員驚慌，但裁判官不認為被告們當時的行動會令久經訓練的專業警員及立法會保安人員受驚。

17. 裁判官在判決中指，「法庭裁定事發時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第八及第十被告，均曾在不同時間用竹枝等工具嘗試強行撬開玻璃大門，法庭認為上述行為明顯是擾亂秩序的行為」（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43頁U行）。

18. 在此，裁判官明確指出，第二（及其他）被告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是指他們撬開玻璃大門，及令在場立法會職員受驚，並以此為基礎，判定第二（及其他）被告罪名成立（這個已無爭議，我本人的上訴理由亦非這樣）。裁判官在其判決內，並沒有援引任何其他事實或證據，去支持第二被告的控罪。裁判官並從沒裁定，他認為當時被告們的行為會「對社會造成大規模而嚴重滋擾」，更別說是影響社會的大規模騷亂。

19. 申請人在原審聆訊時，亦沒有就第二被告的行為，是如何對社會造成大規模而嚴重滋擾，作出陳詞，目前才說是「大規模騷亂」，更以Caird案來作類比，相信一般人都不會認同兩案的程度相同或類近；而且，裁判官在判刑時清楚說明：「睇番案中嘅所有證據，法庭認為佢哋當時未打算進入立法會大樓之前呢，係一個和平嘅一個集會去表達一啲意見……直至到被告們知愁可能認為嗰個議案可能要投票，可能會獲得通過嘅時候，被告們先至採取一啲激烈嘅方法打算進入立法會，法庭認為佢哋嘅行為由始至終都只不過係打算進入立法會，並唔係打算傷害人或者令到財物有損毀」（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158頁B至E行），好明顯，與Caird案那般以人或財物為攻擊目標的程度，實在天淵之別。

20. 裁判官在親身聽及並觀看多段事發片段後，按證據及事實，就每一個被告的有關行為作出考慮，並在綜合考慮一切有關因素之後，作出判決及判刑。裁判官並沒有在判決任何一處，提及他認為今次案件的案情是非常嚴重，又或者對社會有大規模影響。相反，判決清楚述明法庭綜合考慮證據後，認為本案案情「整體而言並非同類型案件入面最嚴重」（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158頁R行）。

21. 更何況，申請人從來無就此向裁判官作出挑戰，從未對裁判官所作的事實裁斷有所質疑。而事實上，申請人放棄在法定限期內，按《裁判官條例》第104條，就裁判官的判決及判刑提出覆核。由於案情實在相差太遠，所考慮的判刑更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我認為法庭不應參考或採納Caird案。

22. 申請人援引英國2012年的案例R v Blackshaw & Others [2012] 1 WLR 1126去支持其加刑申請（見申請人案例索引第2項目）。

23. Blackshaw案是英國上訴庭，就2011年於英國倫敦發生暴動而作出一系列判決的其中之一。Blackshaw案中有10名上訴人（即該案原審被告），均是在2011年8月倫敦爆發廣泛而具規模暴動之中，因為不同原因被捕，包括盜竊、爆竊、參與暴動或處理贓物等。我希望法庭特別注意到，這是自1995年布里克斯頓騷亂後，迄今英國最嚴重的一場暴動，因為入屋爆竊、縱火、暴力騷亂等罪名被逮捕的人數超過3800人，其中最小的年僅11歲，已經有1300多人受到判決，其中近一半被判入獄。

24. 申請人利用此案法官的判詞，對極大規模暴動的理解，放在此案，我感到非常怪異。即使英國首席大法官說出的理據，也只是建基於當時案件的規模、暴力的程度，試問若果兩者案情如此相異，又如何能借以為鑑？即使不說將嚴重的全國性暴動案件放在此案討論乃有刻意誇張本案案情之嫌，我們更需要知道Blackshaw案在英國司法界及法律學界廣受批評。

25. 首先，Blackshaw案的判刑，脫離了案中各項有關判罪的量刑指引。英國在實施Coroners and Justice Act 2009後，英國法庭有法例明訂的責任，除非認為在個別案件中依照量刑指引判刑將有違公義，否則判刑必需按有關量刑指引作出。然而，英國上訴庭認為由於Blackshaw案案情嚴重（上訴庭甚至形容罪行是”completely outside the usual context of criminality”），因此特別加重判刑，致令最終各被告判刑都比適用的量刑指引更加嚴重。因此，當香港法庭在考慮是否應用及參考Blackshaw案時，應要留意到事實上，Blackshaw案是一宗非常獨特的判例，英國上訴庭在案中明顯及刻意地偏離了量刑指引並作出特別加刑。

26. 其次，Blackshaw案被英國司法界及法律學界廣為批評，指英國上訴庭未有就上述偏離量刑指引的決定，作出足夠的解釋。Andrew Ashworth QC （Emeritus Vinerian Professor of English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英國牛津大學法律學院講座教授，你即管當他是英國陳文敏教授）在其2012年一篇學術論文Departure From 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2012] Crim. L.R. 81中焦點討論Blackshaw案，批評英國上訴庭作出決定時並沒參考有關案例，亦沒解釋在刻意偏離有關量刑指引後，該如何衡量出一個合乎比例的刑期，見第94頁：

27. Andrew Ashworth QC教授並在第95頁嚴詞批評英國上訴庭，認為縱然暴動（而非本案中的非法集結）是嚴重罪行，但有關判刑的長短仍必須細心衡量。總而言之，他認為Blackshaw一案的判決由於未參考有關法例、未參考有關量刑指引，及未能充分說明判刑理由，而致使整個判決有明顯缺憾(“significantly flawed”)。

28. 他又續指，良好的判刑做法，是一旦法庭決定偏離判刑指引，不但必須仔細說明原因，而且要解釋偏離的幅度為何是合理；偏離指引不等於法庭會任意判刑。

他並指出由於Blackshaw案未能遵從此原則，因此判決是有著「顯著缺點」(significantly shortcoming)：

29. 事實上，英國法律學者基本上認為，Blackshaw案及一系列的倫敦暴動案判刑偏重，而且判決未能明確指出量刑原則，對於未來法庭是否應引用為指引性案例，抱有疑竇，見The 2011 English “Riots”: Prosecutorial Zeal and Judicial Abandon, Carly Lightowlers and Hannah Quirk, Brit. J. Criminol (2015) 55, 65-85。

30. 綜合以上，我認為上訴庭亦不應參考或採納Blackshaw案。

31. 事實上，我認為申請人並未能說明根據什麼法律原則，令律政司認為目前的判刑是沒有阻嚇性，所謂阻嚇到底應以甚麼為標準呢？而且，申請人亦未能舉出任何一宗案例，說明法庭判處社會服務令是一種「沒有阻嚇性」的刑罰。

32. 查實，律政司一向公開向公眾承認、甚至曾發表聲明，稱致力於令公眾明白，社會服務令並非寬輕的判刑選擇，這一點我稍後可以再加補充。

33. 申請人嘗試援引英國案例R v Alhaddad & others [2011] 1 Cr. App. R. (S.) 86（見申請人案例索引第3項目）去說明「在此類案件」（大概是指案情與Alhaddad案類同的案件）中，判刑應該有阻嚇性。

34. 但我們在Alhaddad案中，被告們在位於倫敦的以色列大使館外作出激烈抗議，除攻擊及破壞附近兩間商店，更向警員發動大規模攻擊，例如向警察扔棒子甚至鐵馬，致令一名警員陷入昏迷。英國法庭在判刑時，特別考慮到被告攻擊的對象是大使館，而警員負有保護大使館責任，因此被告們以警員為目標進行攻擊，法庭毫無疑問會以監禁來阻嚇他人。我強調，案例中法官是多次提到被告們是以警員為目標，這種情況，跟Caird案相近。

35. 至於在本案中，我以及我的同案們從沒攻擊任何警員，我們的行為亦不以任何警員或在場保安員為目標，雖然不幸地有一位保安員受傷，但裁判官明白這一證供後，亦得出我們不以攻擊警察及保安員為目標，我們以進入立法會為目標的結論，可見Alhaddad案，以及Caird案那般程度的案例根本不適用於本案。

36. 但我們必須也問一個問題，究竟阻嚇性刑罰是否必定有好處呢？英國學者及法官均對此類案件嚴厲判刑是否對社會上其他人士有阻嚇作用，抱持負面意見。已經去世的英國首席法官Peter Murray Taylor, Baron Taylor of Gosforth, PC, QC就在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riminal Law (1996) 7 King’s College L.J. 1, 9中指出，嚴厲和野蠻的懲罰，並不比溫和的懲罰在阻嚇犯罪方面更有效果：

37. Andrew Ashworth QC教授在上述提過的學術論文Departure From 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第95頁亦指，嚴厲的判刑不見得對屬自發性質、幾年才發生一次的暴動罪行，有任何阻嚇作用：

38. 而事實上，裁判官在判決時亦說過不打算輕判或重判，只會給予一個與刑事行為相稱的判刑，同時，亦表示沒想過去阻嚇，因為裁判官認為對於有「好強嘅諗法」的成年人，即使被阻嚇都仍然會覺得自己是對，會繼續做，而本來不會做的人，有獎亦不會做（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147頁H至L行）。以裁判官透過十日審訊所了解的被告們，知道嚴厲阻嚇無用，才認為相稱判刑更為適合，而這個觀點事實上就與Taylor及Andrew所述不謀而合。

39. 申請人亦嘗試援引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戴志誠及其他人（HCMA 579/2015，2016年3月9日）（見申請人案例索引第4項目）案，當中原訟庭法官張慧玲在判決第41段指出，有「某些」判刑原則，似乎既適用於暴動罪，也適用於非法集結罪：

40. 我尊重張慧玲法官在上述案件的判決，但希望向上訴庭指出，張慧玲法官在上述段落中並沒有明確指出，她認為暴動罪與非法集結罪皆共同適用的「判刑原則」，究竟是什麼。很明顯，張慧玲法官並不是指，暴動罪及非法集結罪要採用完全一樣的判刑準則。事實上，暴動罪及非法集結罪的控罪元素有具體及明顯分別，兩罪各有自成一體的判刑案例，不應混淆。

41. 張慧玲法官認為，案中被告行為「並非法律界定的“暴動”罪，亦肯定性質屬“暴動”」（按申請人翻譯）。她在此清楚指明，被告並沒有犯上法律上的暴動罪，只是行為在她眼中，性質是暴動。然而基於此一觀察，她就著非法集結罪判刑時，卻參考了暴動罪的往例。

42. 況且，戴志誠案中提到，「即使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告知在場的人翌日不會辯論所謂的「網絡23條」，各人仍作出這些暴動行為」（其中文譯本由申請人準備，見申請人陳詞大綱第19段），與本案我及其他答辯人的行事因由完全不同，前者是基於錯誤訊息而作出魯莽行動，即使得知確切訊息仍不更正，而後者（即本案）則由始至終都是往同一目標出發，就是進入立法會大樓，要求與官員及議員對話或爭辯，正如裁判官亦在其判刑提到各被告乃是為權益受影響的人士去表達意見（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157頁L至R行），而當日亦確實有與各答辯人訴求相關的題目在立法會中討論（見申請人陳詞大綱第3段）。

43. 至於，我有留意到法庭早前給我參考的R v Gilmour [2011] EWCA Crim 2458，我拜讀之後，才知道原來被告的父親是英國著名搖滾樂隊Pink Floyd的吉他手David Gilmour；言歸正傳，案件是發生於2010年12月9日，學生抗議國會通過調升學費案，國會下議院以些微差距通過將大學學費上限調漲3倍，國會外數萬名學生上街抗議，最後演變成為暴動。

44. 示威者以石塊、漆彈等攻擊警察，還砸毀附近財政部大樓的窗戶洩憤，並放火焚燒，場面十分混亂，國會附近的地鐵站也因此關閉。學生再轉向國會附近地區，熱鬧購物街「牛津街」的商家窗戶被砸壞，被告亦有參與倫敦市中心的抗議活動，當查理斯王子伉儷搭車經過時，向皇儲查理斯王子的座駕投擲垃圾桶，還坐在一輛護衛警官的車頂上，砸毀車窗，而其他示威者則包圍皇家座車，並投擲白漆彈，砸壞後車窗。

45. 法官閣下，很明顯，案件與本案的嚴重程度判若雲泥，Gilmour不但參與抗議，甚至襲擊皇室成員，而那些洩憤行為，更被法官稱為”mindless”（我譯為「愚蠢盲動」）；相反，正如郭憬憲大律師早前陳詞所言，R v Al-Dahi [2013] EWCA Crim 1267 及R v Michelle Smith [2016] EWCA Crim 2080 分別兩宗案件的其中一位法官，都是審理Gilmour案的法官，他們最新的裁決清楚說明Gilmour案的嚴重性在於「愚蠢盲動」，此等行動已完全脫離原有政治目的，只是變成純粹情緒發洩行為，與我等清楚目標，不以傷害警察及保安員為目標的行動者相較，差別實在明顯非常。

46. 綜合而言，我相信法官閣下會細心閱讀申請人舉出的案例，我們必定會發現，每宗案例，其發生的背景、暴力和影響社會的程度都不能硬生生放入此案討論。如果我們在那些案例中，淘空案情，抽出法官幾句說話，再套入本案，就會變成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所以，我認為Caird案、Blackshaw案、Alhaddad案、戴志誠案及Gilmour案等都不適用於此案，希望法庭不要參考及採納。

47. 回歸到第一條問題：「裁判官是否因為低估本案罪行的嚴重性，而未判處具阻嚇性刑罰呢？」如果根據律政司提出的上述案例，我不禁問，到底是律政司誇張了本案的嚴重性，還是裁判官低估呢？答案是顯然易見的。我認為，既然律政司的上述案例均不適用於本案，則無任何證據證明裁判官低估罪行嚴重性，亦不需要再探討有沒有或要不要阻嚇性刑罰的問題。

48. 至於第二條問題，就是「裁判官是否因為答辯人為公眾利益而非為個人而給予過重比重，以致有今日律政司認為輕判的結果？」。

49. 我們必須首先了解社會服務令是嚴厲的懲罰。早有案例說明，判處社會服務令並不是「輕判」，見HKSAR v Choy Yau Pun [2002] 3 HKLRD 156；HKSAR v Au Yong Shong [2007] 2 HKC 338.

50. 律政司亦曾早在2002年便公開向公眾表示，認同上訴法庭所言，「社會服務令並非寬輕的判刑選擇」。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資深大律師，於2002年12月3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謝霆鋒及劉志偉一案中被告的判刑覆核，發表聲明指：

51. 裁判官在判刑中已明確表示，法庭只會按法律判案，他亦依法判處各人罪名成立。裁判官在判刑之中考慮到，我以及其他被告參與集會的動機，並不是為著個人私利，而是為著社會上被忽略的人發聲（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157頁L至R行）。

52. 當然，律政司可以認為裁判官就各被告為公眾利益而非為個人的量刑給予過重比例，並不恰當，但以Caird案及Alhaddad案說明要嚴懲我等亦相當不妥，正如我早前所言，本案與此兩個案例的暴力程度，影響社會程度都相去甚遠，而且上述兩案，再加上Blackshaw案、戴志誠案及Gilmour案等很清楚均再非純粹政治訴求的行動，而是演變成大規模騷動，影響公眾秩序，因此法庭難以考慮其背後的動機、目的，反之本案則尚有清楚訴求、信念、動機和目的，沒有變質，因此，裁判官的綜合考慮乃是必要及穩妥的。

53. 事實上，裁判官多次說明並沒有考慮被告的政治立場，因為他認為法庭並不是處理政治爭議的場所：「法庭係中立，我哋係處理案件，即係當如果有一個法官喺度同你討論政治嗰陣時呢，咁我哋呢──即係法庭就唔係履行緊我哋嘅工作，咁我希望你都理解，你講嗰啲我盡量都有聽，我盡量唔去截停你，因為你講緊畀我聽你犯案背後嗰個諗法。」（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139頁O至Q行）。明明可見，裁判官只是考慮了被告犯罪的動機。判刑時考慮犯罪動機，並沒有偏離香港法院一般的判刑考量。

54. 事實上，我當然應該甚至可以進一步考慮被告的政治動機，正如郭大律師所提及的Al-Dahi 案，法庭在處理政治性示威案件的判刑時，都會適切考慮案發期間的個人及整體情況，包括社會氛圍，示威者的身份背景，行動情由等；至於Michelle Smith案，事實上，法庭很清楚被告是左翼人士，抗議右翼反移民浪潮，卻毫不避忌指出會考慮被告本身的行動乃是由於要守護自己一直的確信的價值。

55. 同樣，溫紹明裁判官雖然未如上述兩宗案件的法官一樣考慮政治訴因，但亦已全面綜合考慮我們的所有證據、背景、想法後，才得出今天這個判刑，試問又怎樣比例過重呢？相反，如果裁判官只抽空考慮律政司所提出的案例原則，而避而不談案情不同之處，那才是極大比重地錯誤引用案例，對我們不公。因此，回答第二條問題，答案亦非常清楚。

56. 至於第三條問題，究竟裁判官是否未有充份考慮所謂的判刑原則呢？首先，認罪並不是被告表示悔意的唯一方法，沒有第一時間認罪亦不一定代表被告的真誠悔意打了折扣，更不代表法庭無權向沒有認罪的被告判處社會服務令。見R v Daniel Lyon James Baptiste [2002] EWCA Crim 21 at para 9; R v Ian Stuart Morrison [2003] EWCA Crim 1953 at para 9; R v Keith Caulfield [2005] EWCA Crim 498 at paras 7, 9; R v Kirk Steven Drummond [2006] EWHC 139 (QB) at para 23; R v Aryeris Angelis [2011] EWCA Crim 2576 at para 29; Attorney-General’s Reference No 122 of 2014 [2015] EWCA Crim 257 at para 25.

57. 裁判官認為，大部份被告沒有否認自己在案中的行為，也在報告中清晰表示願意接受刑責，肯為自己行為承擔，是有悔意的一種體現（見裁判及判刑謄本第158頁N至P行）。

58. 而且，被告經審訊後被入罪，絕不代表法庭無權對被告判罰社會服務令，否則這必然意味著所有凡經法庭審訊的被告都不能獲判社會服務令——這樣一來，將大大限制了香港法院及裁判處判刑的酌情權。上述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謝霆鋒及劉志偉一案，首被告不但沒有認罪，而且在定罪後就罪名提出上訴，但不妨礙法庭在衡量一切有關因素後，向被告判處社會服務令。

59. 上訴庭在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in Min Ying and Another [2002] 2 HKLRD 823 一案第20段中，確認原審法官指，社會服務令在某些情況下亦適用於嚴重罪案，既懲罰了被告之餘，亦免除了整體香港社會為著囚禁被告而衍生的財政開支，及需承擔的其他社會後果：

60. 另一方面，感化報告雖然對裁判官判刑決定沒有規範效力，但仍是判刑時的重要參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黃偉亮 (unreported, CACC 213/2002, 4 October 2002) para 20; 律政司司長 訴 楊遠榮及另一人 (unreported, CAAR 6/2008, 11 March 2009) at para 35;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郭家誠 (unreported, CACC 218/2012, 3 September 2013) paras 81, 8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 謝俊灝 (unreported, CACC 348/2014, 30 October 2014) at para 9。

61. 雖然申請人的陳詞大綱第28b段指出感化官報告顯示我「早已準備坐牢」及「並未對其違法的行為有任何覺悟」（見感化官報告第4及7段），但感化官同時在報告中指出我（見感化官報告第6段）：

62. 經過感化官對我作詳細訪談及家庭背景考察後，感化官認為本人適合判處社會服務令（80至160小時），遂向裁判官提出建議，由此，裁判官亦接納感化官的建議，判處相稱的刑期。

63. 我已於2016年6月22日，即是判刑後半年內，迅速及順利完成120小時社會服務令，當中包括照顧老人院的長者，處理學校或老人院的行政工作，在學校或老人院油畫及裝修等，而且絕大多數服務項目獲得社會福利署有關負責人員評定為表現「非常好」(“Very Good” )或「優異」(“Excellent”）。

64. 其實上訴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卓明 [1999] 1 HKLRD 59（見申請人案例索引第10項目）案已清楚說明，社會服務令是代替監禁的刑罰，而香港自1987年引入社會服務令作為一種判刑選擇，並在1998年5月再把此一判刑選項，從裁判法院推廣至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這等處理較嚴重的罪行的高級法庭，目的正是為了讓法庭在處理嚴重罪行時，也能有更大酌情權力去進行判刑。時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陳兆愷（現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在李卓明判詞指出：

「社會服務令是一種代替監禁的刑罰，既具有懲罰成份，亦有令被告改過自新的功用。因為要履行社會服務，被告的活動會受到限制，而他的自由時間亦會被剝奪，因此構成懲罰。其次，被告可以藉着服務「獲得培育品德，恢復個人尊嚴和改善社會地位的機會」，並且可以「培養有建設性的興趣，發展有價值的行為模式」，因此社會服務令對被告改過自新能起不少作用。…」

「社會服務令於1987年引進香港裁判法院作為裁判官在判刑時另一個選擇，但只限於若干裁判法院。到1992年11月再推廣至所有裁判法院，本年5月更伸展至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很明顯，法例的目的就是要把社會服務令作為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法官判刑時的另一個選擇。在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所耹訊的案件通常都是牽涉較嚴重的罪行，所以法例之所以把社會服務令這種判刑方法伸展至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就是要在一些嚴重的案件裏，如果遇到特殊情況時，法官亦可以考慮這一個選擇。」

65. 裁判官在判刑之中清楚說明他認為本案不是一般刑事案件：

「法庭認為處理呢一類型嘅案件呢，係同處理一般嘅平常嘅刑事罪行係有一啲較特別嘅考慮。」

66. 事實上，本案的案情的確特別。首先起點乃由於政府在沒有足夠諮詢新界東北居民，只閉門會見北區區議會及鄉事委員會，強行發展新界東北，清拆老人院及逼遷長者和居住多年的村民，不少村民到諮詢期最後一個月才得悉更府的發展計劃。村民試過多個方法例如示威遊行，到立法會向議員申訴，參與立法會安排的公聽會，其中有一位年逾80歲，長期居於將被清拆的石仔嶺老人院的長者梁栢更在會議期間向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下跪，懇求政府不要因為發展計劃而清拆近千名長者居住的古洞石仔嶺安老院舍，但可惜都無阻政府繼續將前期工程撥款提交立法會，繼續準備清拆行動。

67. 2014年6月13日（即案發當晚），立法會財委會討論項目期間，民主派議員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提交臨時動議，財務委員會主席吳亮星議員強行限制議員發言及提交臨時動議，引發民主派議員不滿，吳亮星先後休會，同時，在示威區內正看立法會直播的示威者鼓噪，繼而打算進入立法會大樓抗議。與此同時，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下稱行管會）主席曾鈺成（同時是立法會主席）與其餘兩位行管會成員討論後，決定指示秘書處傳召警察進入立法會大樓協助。此案同時亦由我及另一位答辯人正準備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探討當日行管會主席曾鈺成的召警安排是否合法及其他相關法律問題。

68. 由村民被政府隱瞞消息，到村民多番請願抗議，嘗試溝通協調，提供不同發展計劃方案，都不得要領。政府拒聽民意，堅決原有的發展計劃，而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亦粗暴濫用主席權力，阻止議員發言及提交臨時動議，才引發在場示威者不滿，導致有事件發生。

69. 可見，此案件並非純粹的刑事案件，法庭固然不必考慮政治問題，但亦無可避免需要考慮我及其他答辯人的行事動機及目的，不是基於個人利益，而是基於公眾權益及社會發展。因此，當裁判官仔細閱讀所有事實後，考慮各人的動機，認為社會服務令適於相稱刑罰，其判刑則既非原則性錯誤，亦非明顯不足。

70. 判刑是屬於裁判官、法官和法庭的酌情權。在不少案件中，即使上訴庭認同律政司所言，認為原審法庭的處理過於寬大，亦會行使酌情，不把刑罰調高。

71. 在律政司司長訴陳世堅 (CAAR1/2011)案中，上訴法庭雖然認為被告（一名僱員）以欺詐手段蒙騙僱主，導致僱主蒙受巨額金錢損失，一般而言社會服務令絕非合適的判刑，應即時監禁。但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認為，該案有其特殊的情況：

上訴庭雖然同意原審法官的處理方法可能屬於寬大，但也決定行使酌情權。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指出：

72. 陳世堅案有欺詐及不誠實元素，卻是本案所無。本案我在審訊過程中坦白承認自己行為，表現合作，並且積極完成全部120小時社會服務令，並得到社會福利署評定為表現優秀。我目前亦繼續投入工作，原判刑至今亦已有一年半左右，正是具備陳世堅案之中，楊副庭長法官認為案件所獨有的特殊因素，足以導致原審法官的判刑。

73. 處理律政司要求改判監禁的申請時，法庭一般考慮把刑罰調低。在律政司司長訴黎偉昌 (CAAR 9/1997)案，被告在經審訊後被裁定兩項罪名成立，即串謀詐騙選舉事務處，及違反當年的《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就律政司司長的判刑覆核，時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陳兆愷（現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指：

「14. …再者，本案是律政司申請判刑覆核，根據以往上訴庭判例，在覆核後，如果應判的刑罰比原先的判刑大大提高或是從非監禁的刑罰改為即時監禁的刑罰時，上訴庭會考慮將應判的刑罰調低。」（劃線粗體強調）

74. 在Secretary for Justice v. Siu Yun Yee CAAR 6/2016案，上訴庭確認過往香港以及英國有關判決，指由非監禁刑罰改判為監禁刑罰的話，會對被告及家人構成很大困擾，因此在判刑時應考慮就作出刑期上的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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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總而言之，判刑是由法庭行使的酌情權。我認為，申請人未能指出裁判官在行使其酌情權判刑時，犯上任何法律原則上的錯誤。申請人亦從未質疑或企圖推翻裁判官就事實作出的裁決。

76. 申請人提出多宗國外或香港的案例，均不適用於我的情況身上。

77. 申請人未能證明目前判刑欠缺阻嚇性，亦未能證明為何在感化官亦推薦我參加社會服務令（80至160小時）之下，社會服務令會是不適合我的判刑。

78. 一般情況下，上訴庭不會干預裁判官作出事實裁決，亦會尊重其行使酌情權之下所作的判刑決定，我就此陳詞，請上訴庭維持原本判刑。

日期：2017年8月14日

黃浩銘 第二被告／第二答辯人 無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