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後，梁振英連日多番回應案件及批評法官判詞，指「不存在在吳文遠一案中任何避免傳召我作為控方證人的可能」，他更以黃毓民襲擊案作例，以證自己沒有避免出庭。及後梁振英再度批評，指法官在判詞不需要提出「如果」及揣測。

本會就此向梁振英先生指出這並非揣測，而是實證。在黃毓民案中，梁振英是唯一受襲者，律政司檢控的是「黃毓民普通襲擊梁振英」。檢控當局必需梁振英以「控方證人」身份上庭作證，若不上庭，那就難以檢控。但在三文治一案中，梁振英是控方口中的「襲擊對象」，只是三文治沒有擊中梁振英而「惡性轉移」下擊中身後警員。正如高院法官所說，律政司大可以直接檢控「吳文遠普通襲擊梁振英」，但不知為何，律政司居然選擇檢控「吳文遠普通襲擊警員劉泳鈞」，律政司更選擇不傳召梁振英作為「控方證人」。

逼不得已下，辯方唯有向法庭提出傳召梁振英作為「辯方證人」，當時控方還反對申請，聲稱梁振英不是重要證人。但最後法庭也認為梁振英是案件關鍵證人，批准辯方申請。因為是法庭發出的傳召令，梁振英必須根據法庭「命令」出庭作「辯方證人」，不能迴避。發出傳召後，辯方律師亦多番嘗試約會梁振英審前會面，卻遭多番拒絕審前會面，梁振英還在電話向律師辯稱，因忙於到處推銷一帶一路，無暇與律師會面，說有什麼事情就留待法庭上說。

由此可見，律政司就是希望不需要梁振英出庭，也能夠提出檢控。整件案件明顯是圍繞著梁振英這「一男子」，但檢控過程中，控方卻不斷迴避這「一男子」問題，千方百計地避免傳召「一男子」出庭作證，所以不存在梁振英所說的「不存在避免傳召」。

當然，律政司會否是揣摩上意自作主張，因為特首身份而有所遷就，還是擔心梁振英在庭上作供是否「真誠可靠」而有所避忌，那就不得而知。肯定的是，高院法官在判詞中的精闢觀察，確實是非常正確，檢控當局選擇性檢控的做法確實值得商榷和令人不安。

事實上，梁振英誠信破產，已是不爭的事實。早在他未貴為特首之前，於2001年的一宗案件中，充當地產商的證人作證，遭原訟庭及上訴庭法官，公開指責其證供難以置信。在黃毓民上訴案，他被高院法官直斥證供「於理不合」，導致毓民上訴得直。

兼且，於2012年競選特首時，一面詰問其對手唐英年僭建不作申報，卻蓄意隱瞞自己亦依樣葫蘆。致於收受UGL500萬鎊而不作申報，於任職行政會議召集人如是，候任特首如是，宣誓就任亦然。到2012年，更明知時任地鐵主席錢果豐已兼任UGL董事，仍然繼續委任他留任三年，更是畫龍點睛，由此可見，梁振英說謊成癖，偽證成癮，若非鄭若驊徇私，免予起訴其公職人員不當罪，則他可能要在證人欄自辯，再出洋相。

在此本會重申，用三文治作示威道具，只是希望時任特首梁振英能夠體恤貧窮老人狀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落實當年競選承諾。為了保護權貴面子而作選擇性檢控，律政司更是摧毁香港法治的劊子手。

在此，本會嚴正要求

一）梁振英先生停止說謊，停止為選擇性檢控狡辯。
二）梁振英先生向全港數十萬貧窮長者致歉，為多年來的無能施政謝罪。
三）呼籲律政司停止以法律作為政治打壓工具。
四）律政司立即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就梁振英收取UGL五千萬巨額款項，涉嫌違反公職人員失當罪一事向梁振英檢控，打擊高官行賄文化。

社會民主連線
201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