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防疫之名：《限聚令》三大惡極】

武漢肺炎肆虐，政府於3月訂立《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下稱《限聚令》）。設立社交距離，禁止人群聚集，如果目的是為減低傳播風險及控制疫情擴散的話，本應是防疫良策，但政府不願聽從專家意見，拒絕堵塞檢疫漏洞，再多的本地防疫措施亦會變得徒勞無功；更甚，當中不少《限聚令》執法並非從保障公眾健康角度出發，而是淪為迴避民怨，打壓異見的工具。

1.警察執法失控 擾民傷財

今年5月的母親節，不少家庭在當時《限聚令》上限為8人時亦可外出慶祝節日，但警方卻以有人違反限聚令為由進入不同商場截查市民，其中有一家三口竟被警方指於太古城商場連同另一名男子，合共4人違反8人限聚令上限而遭票控。雖該家庭因抗辯最終獲得撤控，但亦足以證明警方以《限聚令》為名，於商場或街頭針對互不相識的普通市民，聲稱他們有「共同目的」屬於群組聚集而濫發告票，這些情況近半年來已屢見不鮮。

根據立場新聞報導，截至9月8日，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務處、食環署或康民署等）就《限聚令》合共巡查36萬多次，共發出3,719 張罰款告票。其中警務處雖佔巡查總數的3.2%，但票控次數竟高達整體數字的99.8%，可見警方執法是何等失控，以及濫權擾民之極。

2. 壓制民怨 迴避問責

除執法失控外，《限聚令》亦被政府借用為迴避過失的借口。自疫情多次爆發以來，政府在防疫不力上有三大罪行：

A.救市不救人 懶理基層

抗疫基金中「保就業計劃」漏洞處處，無助解決失業／開工不足打工仔的困境；補貼對小商戶而言是杯水車薪，最終受惠最多的往往是大財團老闆。

B.拒絕封關 縱容漏洞

年初不願全面封關引致病毒入城外，近日第三波本地疫情爆發，亦是因縱容免檢疫人士的漏洞造成。政府防疫不力，卻屢次無視專家意見，推卸責任。

C.防疫混亂 害慘市民

由疫情初期口罩供應及價格不穩，港人到處為一盒口罩頻撲；到上月全日禁堂食，打工仔淪落至街邊用膳的亂況，政府防疫措施總是後知後覺，離地萬丈。

面對種種政策失誤，香港民怨早已積累，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於9月11日發布的調查結果指出，有超過六成受訪市民不滿香港政府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今年4月職工盟申請舉辦五一遊行，主題為批評抗疫基金無法惠及普羅大眾及政府防疫政策失誤，雖表明會以「四人一組，保持社交距離」的方式進行，但亦遭到警方反對，明顯就是有意借《限聚令》來壓制防疫不力的民怨。

3. 打壓公民社會 限制傳媒採訪

過往半年每逢有示威活動，警方必定以《限聚令》為由反對申請，再於當日設置大量警力，以《限聚令》告票阻截群眾自發遊行，無論是5月24日銅鑼灣反國安法遊行、七一遊行以及9月6日反對選舉延期遊行，更遑論是社民連或民間政團的小型示威抗議等行動，皆以此增加群眾的行動成本，打壓公民社會的遊行集會自由；近月更以同樣招數針對網媒記者，藉此限制新興媒體的崛起，以限制傳媒監察警方執法的「第四權」。

為禁止遊行集會自圓其說，政府一直聲稱群聚集結有導致爆發疫情的風險，可是，防疫與示威集會絕非存有衝突，今年4月，以色列特拉維夫市市民為抗議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了一場在疫情下每人保持2米社交距離的集會示威，結果有超過五千人參與，既能符合防疫措施，亦能保障人民的表達及遊行權利。故此香港政府非不能也，實不為也。自去年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政權一直希望阻止運動的燃燒，除了對教育界及公務員的秋後算帳、以附件三訂立《港版國安法》外，如今《限聚令》便成了新的武器，藉此扼殺公民社會僅存不多的權利及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