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在，火種不會絕】

六四屠城至今32年，由鎮壓後風聲鶴唳，人人噤聲，到本世紀初，社會矛盾併發，不同階層奮起維權，公民議政意識孕育成長；各種不同形態的抗爭，此起彼伏。雖屢受打壓，主事者身陷囹圄，但是，只要毫不氣餒，見針插縫，民主種子，在岩石中都會開花結果。

－政治受難者家屬的抗爭－

‧由失語到發聲—「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母親」是由六四屠城被害者家屬組成的群體。89民運被鎮壓，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中共更四出搜捕參與者。在高壓陰霾下，受難者家屬被迫噤聲，獨自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

當時，李鵬總理在一次記者會上，當被問及六四死亡人數和名單時，竟訛稱家屬不願意公布人名。此舉激起身為死難者家屬丁子霖和張先玲等人極大反感，深感失語痛苦，決定為被殺家人尋找公道。

數年間秘密尋找、串連其他受難家屬，至1994年，透過香港傳媒公開搜集到的死傷者名單；1995年，更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向全國人大發表公開信，提出「真相、賠償、問責」的要求，正式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向國內外發聲。

32年來，「天安門母親」共搜集到204名真名實姓「六四」死難者資料，多次向人大發表聯名公開信表達訴求，均得不到回應。每年六四前夕，家屬都堅持集體到死難者墓前拜祭、透過接受外媒訪問、在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視像發言等等公開行動，令六四慘案持續受到關注。但是，換來是成員失去工作、不斷受到跟踪監視、查抄電腦、無理拘禁、連公開悼念受害親人也受到阻撓與刁難。但是，中共的打壓，反令「天安門母親」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和支持。

「天安門母親」成立至今已先後有60位成員離世，其他成員也邁入暮年，發言人也由母(父)親一輩改為由妻(夫)一輩接手。

雖然未見曙光，但是，家屬堅持發聲，拒絕遺忘，令歷任中共領導人如芒刺背，也喚醒不同世代人的良知，繼續為死難者尋求公義。

‧由背後走到台前—-維權律師家屬

中共不斷製造政治受難者家屬這身分。繼「天安門母親」之後，近年來，被捕的維權人士家屬接蹱上場。

最著名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被捕的維權律師的妻子們。她們過去大多不參與丈夫的維權活動，但在丈夫被捕後，卻勇敢走到台前，頂著無數的壓力、騷擾和恐嚇，為丈夫爭取公道，揭露中共無法無天的打壓。家屬們以不同形式的行動：削髮抗議　「我可以無髮，你不能無法」、感恩之行—家屬探望被捕的辯護律師、李文足徒步千里尋夫控訴王全璋失踪千日等等行動，引起國內外關注和聲援。

－－《風雨同舟》發表於709大抓捕5周年 (2020年7月9日)－－

………謝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在家屬中率先用法律行動進行了維權抗爭 — 她起訴了新華網！…. ..原珊珊的法律行動，給了家屬們極大的鼓舞，這五年，我們依法維權，進行了無數次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投訴控告。

五年來，我們二十多次被抓進派出所。二敏因為天津尋夫，被抓回北京，在門頭溝永寧鎮派出所被警察毆打至昏死過去；峭嶺因為為丈夫請律師，起訴新華網，在北京的家中被警察破門而入……；文足因為徒步尋夫，半路被抓回北京石景山區的家中，被上百位「石景山群眾」加上國保便衣、地痞流氓一起堵在五樓的家中，她被逼得爬到窗台上，向樓下的民眾痛斥官方的無恥。

我們曾被逼遷數次。出外被跟蹤、訪客被騷擾、被國保約談成為家常便飯。幼小的孩子被趕出學校，失學在家；高中畢業的孩子，因為護照被限制不能自由出境求學 ⋯⋯…

－維權運動－

維權運動指發生自本世紀開始的民間運動，本身並非單一性質的運動，而是涵蓋了社會上各階層爭取權利的運動。2002年，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和胡家寶上台，承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機，大力發展對外經濟，十年間成為世界工廠，但也承受著國際規則和輿論的壓力；另一方面，胡溫聲稱要改善三農問題，減少貧富懸殊，所以對工人、市民維權採取較寛容態度，也容許非政府組織活動。隨著民間社會的成熟，維權運動的內容、社會成份也隨著改變。

‧2000年初
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改造，手握大權的幹部黨委，將國有資產化公為私，變身高管甚至私營企業主；另一方面，大量國企下崗工人失業；城市建設及農村改造，也製造大量因強征土地，強迫拆遷所造成的糾紛；農村稅項沉重，農民工進城，衍生出就業和生活的困難等等。社會窮富懸殊，矛盾加劇，有權者利用權力化作經濟資本，無權者投訴無門，只能以死相抗，造成幾宗震驚全國的案件。

這時期維權運動的特點由不同的單一事件，參與者是社會中經濟權利受損的基層市民，針對對象是涉及事件的地方官員、企業主；訴求對象是中央政府，希望中央出手撥亂反正。
特點：

‧受損群體以集體行動、上訪、示威、靜坐形式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使用，社會不公透過網絡發酵，造成全國轟動。例如黃琦的成都「天網」，在1998年起開展了民間營救被拐賣少女運動、「成都商報」揭露1400名農民被勞務公司強割闌尾，反被官員控告；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被誤認為「三無人員」，在收容所被打死；山西黑磚窯案，官商勾結縱容綁架，誘騙非法童工等等案件，都透過網絡在全國引起極大反響。

若案件全國哄動，事件亦非政治敏感度高，中共便作出某程度的讓步，例如懲辦涉事官員，孫案導致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中共政府也猩猩作態，2002年，「弱勢群體」一詞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總理朱鎔基指出政府應當關心弱勢群體； 2003年，總理溫家寶也親自幫助農民工熊德明追討欠薪，並召開會議，討論解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和工資偏低的問題，在2008年通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強調市民有知情權，促進市民對行政機關的侵權行為作出投訴。

但是，在黨委說了算的制度下，一紙規文有多大成效﹖而且，中共也不會放過「生事者」，特別是非當事人的一小撮參與者，例如因尋人有功曾被公安表揚的「天網」創辦人黃琦，便在2003年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環保人士譚作人就因收集整理四川大地震遇難学生名單，在2009年也以同樣罪名，判刑5年。

加強對網絡的監控，任意刪除或封鎖網上訊息，在2003年，已提出研究起草《信息安全法》，最終在2016年通過《網絡安全法》，規定網絡使用者實名制。